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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的新闻人生

时间:2019-02-01 15:55来源:未知 点击:

  1975年夏天,应上海电视台之邀,我以《小评论的写作》为题,向全市基层政宣干部和新闻写作爱好者,作过长达两小时的教学实况直播,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走上荧屏。在校期间,我利用教学之余辛勤笔耕,不时有文章见诸《解放日报》《文汇报》的报端。我应约在《新闻大学》杂志上发表了系统论述新闻评论的文章,其中不少被其他书报所引用、所转载。我还应邀在《辽宁日报》新闻业务刊物《记者摇篮》《浙江科技报》的通讯员刊物以及《安徽日报》的函授教材上开过专栏,撰发过关于评论写作的系列文章。

  尽管此书较为浅薄,但由于是“第一本”,新闻出版界给予较髙评价,称其“反映了该学科当前的最新水平”。

  平心而论,我编撰的第一本书,并非是这本教材,而是在担任1975届班主任期间,曾牵头组织七八位“尖子”学生共同参与,编写一本主要介绍报纸常用文体基本写作知识,最后取名为《新闻写作》的书,作为毕业时献给母校的礼物。

  在具体指导编写这本书的过程中,我们首先确定报纸的常用文体种类,然后经过反复讨论、多方求证,统一了每种文体的写作架构:以基本的写作知识作为主体,附有范文选编、作品评析等。至于写作知识,不外乎该种文体的特点种类、地位作用、写作要求以及注意问题四大部分。尽管从确定写作提纲、基本体例、布局谋篇、文字表述到最后定稿,我付出了不少心血和汗水,但同学们的工作热情和治学态度,也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。

  始料未及的是,这本40万字的教学成果,赢来了一举三得的回报:其一,全国30余家省级报纸的内部业务刊物,选载了书中的若干章节,《解放日报》还以《报纸常用文体的写作》作为书名,广为印发;其二,上海市教育局将该书缩编为《新闻写作函授教材》,在本市和外地的函授学员中普遍使用;其三,这本书一度作为复旦大学新闻系乃至全国新闻院校的基础教材,被沿用了多年。诚然,这本书从指导思想、编写原则到收录范文,都不免打上那个特殊年代的烙印,这需要我们用今天的眼光去审视它。

  在校内主讲《新闻评论》课程的同时,为适应社会的需要,我还陆续赴其他高校、企业、机关讲授新闻评论、社会调查以及消息、通讯、工作总结、情况反映(内参)的写作等百余场。1983年五六月间,我还应邀赴四川大学讲学,为该校刚刚组建的新闻系的部分师生,系统开讲《新闻评论》课共50余学时,受到他们的热情鼓励。

  1975年夏天,应上海电视台之邀,我以《小评论的写作》为题,向全市基层政宣干部和新闻写作爱好者,作过长达两小时的教学实况直播,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走上荧屏。在校期间,我利用教学之余辛勤笔耕,不时有文章见诸《解放日报》《文汇报》的报端。我应约在《新闻大学》杂志上发表了系统论述新闻评论的文章,其中不少被其他书报所引用、所转载。我还应邀在《辽宁日报》新闻业务刊物《记者摇篮》《浙江科技报》的通讯员刊物以及《安徽日报》的函授教材上开过专栏,撰发过关于评论写作的系列文章。

  由于我在教学和科研上所取得的成绩,1979年被学校评定为讲师。在复旦大学1966届文科留校生中,我是唯一破格晋升者。正当我潜心教育事业、立志再创佳绩的时候,我人生道路上的又一次转折发生了:1983年10月,上级组织任命我为上海青年报社总编辑。

  1983年10月,正当我在复旦大学新闻系任教进入第10个年头,一切都比较顺当的时候,突然接到上海市委组织部的调令,要我出任青年报社总编辑,当时我压根儿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。对要不要接这个担子,我苦苦思索了好几天。

  一是从新闻教育岗位转到新闻实践岗位,工作性质、内容和方式都发生了变化;二是从10年前办过大报、日报,到现在办小报、周报,读者对象、报纸风格和宣传手法都不尽相同;三是自己已过了不惑之年,如今要同年轻报人和青年读者打交道,在思想、情趣和心态上都有一定的差异;四是最主要的,从原先比较习惯于当配角到现在要唱主角,心理上有很大的压力。此外,随着改革的深入和开放的扩大,眼看各地青年报刊如雨后春笋般出现,优胜劣汰的形势既喜人又逼人!

  使我深感欣慰的是,在任职的4年半期间,在上级领导的关怀和报社同仁的支持下,我在实践中求索,在继承中开拓,自感没有虚度年华,没有辜负领导和同仁们的期望。那么,我是怎么想又是怎么做的呢?